1、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每月发布的每月发布的《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市场运行管理监测信息月报》股票型私募，从2023年9月至2024年5月，广州报备网约车数量从9.74万辆增至12.12万辆，注册驾驶员从12.91万增至13.85万；与此同时，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，网约车日均订单量则从14.21单下降至12.22单，日均营收也从343.34元降至311.63元。这意味着一些网约车司机即便是“整月无休”，在未扣除用车成本的情况下月收入也不超1万元。
宋靖康二年四月(1127年），东京开封城乱成了一片，涌入城中的金军烧杀抢掠，宋徽宗、宋钦宗在内的赵氏皇族等3000余人尽数被俘，整个开封城为之一空。这一次浩劫使得宋朝的上层贵族荡然无存，整个帝国的统治也骤然崩塌，中原和北方的大量国土尽丧敌手。幸存下来的皇子赵构在临安重新整合兵马，一个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宋朝，也因此被后人分成了北宋和南宋。“靖康之难”是各个封建王朝中罕见的浩劫，却也并非是绝无仅有的。322年后，历史再次上演。
大明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，年轻的英宗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，决定御驾亲征建立和永乐大帝一样的武功。北伐的20万明朝大军，是永乐、洪熙、宣德三朝攒下的精锐，然而却因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决策，在土木堡全军覆没，皇帝本人也被生擒活捉。这次突如其来的惨败，给了“仁宣之治”开创的大明盛世当头一棒，明朝不得不立刻准备迎击来犯之敌。“土木堡之变”的三个月后，瓦剌军凭借着朱祁镇这个俘虏，一路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，同样的历史选择摆在了明朝的面前。
在瓦剌兵临城下之前，得到消息的京城大官富户便纷纷开始南逃，朝中以徐有贞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也主张南迁南京。因为自永乐大帝迁都北京后，明朝就是“南北两京制”，南京拥有一套和北京一模一样的行政机构。并且仁宗皇帝在位时期，也有打算迁回南京，但因为过早驾崩未能实行。所以对明朝而言，此时南迁绝对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，从兵法而言避其锋芒也是明智之举。然而一旦这样选择，明朝无疑会和当年的宋朝一样，尽失北方国土，沦为第二个南宋。
历史血淋淋的教训就在眼前，有骨气的士大夫也坚决反对朝廷南迁，必须要死守北京等待各地勤王的兵马。这与当初为了求和主动放弃抵抗示好的北宋，有着明显的区别。主张抵抗的代表人物就是于谦，他也在这危难关头被任命为了兵部尚书，全权负责保卫北京之战。为了粉碎瓦剌用朱祁镇要挟明朝的阴谋，于谦又一手将监国的郕王朱祁钰推上了皇位，成为了新的大明皇帝。在于谦的统筹和朱祁钰的全力支持下，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，明朝避免了丧失北方国土、沦为第二个南宋的命运。
从历史的结局来看，如果不是当时于谦力排众议、坚持抗敌，大明在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就可能有退出历史舞台。但正因为这次抗敌的胜利，让大明得以继续一大一统王朝的身份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(1644年）。可以说明朝这多出来的195年国祚，是当年于谦强行给续上的。因此于谦在明清史乃至整个古代史，都是有非常高的历史地位的。除了历史地位，于谦在当时老百姓的心中，也是青天大老爷一样的存在。于谦巡按江西时，一上任就平反了冤狱数百起，调入朝廷时还留下了“两袖清风”的典故，至今仍是一段佳话。
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有功于国家、有绩于百姓的忠臣清官，却在“夺门之变”英宗复辟后被视为了“景泰朝第一奸臣”。毕竟在朱祁镇还活着的时候，于谦强行将本来只是监国代行皇权的郕王朱祁钰推上了皇位，这无疑是与朱祁镇彻底决裂。但当时局势危机，国无主君明军抗敌的士气都无法提升，唯有此举可以鼓舞士气破釜沉舟。于谦本就是一个“重社稷，轻君王”的人，这与皇帝自身“朕即国家”的思想显然是背道而驰的。只不过他没有想到，自己拥立的景泰帝英年早逝，并且还没有合适的接班人。
朱祁镇虽然不是明君，但也并非愚夫，于谦的功劳他也看在眼里。自己当年犯下的错，差点葬送了大明江山，多亏有于谦才保住了老朱家的皇位。所以复辟时他也说“于谦实有功”，但奈何为了自己皇位的正当性，于谦非死不可。不仅非杀不可，在复辟之后的天顺年间，始终在政治上将于谦视为奸臣。但好在后世之君还有良心，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，为于谦平反正名：
卿以俊伟之器，经济之才股票型私募，历事先朝，茂着劳绩。当国家之多难，保社稷以无虞；惟公道而自持，为机奸之所害。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实怜其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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